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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凌波:根与树。乡村与城市

发布时间:2016-4-21 16:40:25      浏览:134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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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凌波:接到博地曹总的邀请,我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我从三个角度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也算一个互动。

一、我个人或者我们这一代人的乡村情结。

二、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程与趋势。

三、国际上尤其美国城市化发展的周期,及人类最终的归宿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一、乡村情结

我和曹总是60年代的人,无论是出生在农村,还是有过乡村经历,我本人童年在乡村住过,4岁到12岁,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人生最美好的记忆都是这一段的记忆。当然这个年龄段不用干农活,更多还是在童年玩耍,跟大自然、乡村的融合,但所留下的场景,那种接地气,与整个自然融合的生活方式,即使回到到城里这么多年了,一直是精神上归宿的点。我们这一代人往后倒的话,基本三四代以上都来自农村,乡村和大自然是人类的原始,是你的根。这是一个情结。

二、中国的城市化历程

中国的城市化有两个阶段,习李政府上台之前我们提的是城市化,是以大城市和大城市群为带动的城市化,当年提的导向是以四个经济特区、沿海开发城市、计划单列市,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为主体,模式都是以一线、二线城市,包括大的区域性城市群为带动的城市。

我们回过头来评估,我们在北京既享受城市化果实,同时也感到大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使我们身受其害,包括交通堵塞、噪音、空气污染、雾霾、生活节奏快,以及人生活压力大,这种模式造成大城市交通规划、商业规划、生活医疗配套是割裂的,工作和生活、就业、娱乐、教育等等是分离的模式。大家最熟悉的《大盘时代》,从当年的华南板块一直到北京,回龙观、天通苑、望京,包括亦庄,这也是另外一个极端,完全是以住宅为主体的大盘,还有一种是中国有各种高科技园区、单一的产业功能园区,造成了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工作、生活、就业、娱乐一体化最舒适、最便捷的模式。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平均单程在路上的时间要一个半小时,双程的话,一天要在三四个小时,在北京大家都深有体会,一个小时能上班已觉得是很好的了。包括潮汐式、卧城式的生活方式,每天路途与时间的浪费,人的心情都会变糟,本来开车是一个很好的享受,变成一种折磨和压力。

习李政府提了一个城镇化,我们当年的城镇化都是距离最远的,无论来自于最终端的乡村还是来自于县城,城市化第一个目标都是到北上广深,至少要进入省会城市,生活成本、压力、观念等等因素造成了这个城市化本身是割裂的,造成压力的系数非常大。

未来城镇化有几点特别好,一是产城一体化,一定工作、生活、娱乐、商业、配套是一体化的,最舒适、最便捷的,半小时至一小时生活,可以解决所有工作与生活一站式的问题,这种尺度是最合适的;二是城镇一体化,甚至城乡一体化,人们不用超越二线、三线甚至四线城市,而是在最近距离的享受城镇化,到县城、地级市,到省会城市,这样一个城镇化会缩短人们从乡村到城镇化的生活,也拉近了生活的距离,尤其从乡村来,不仅是你个人乡村的纽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尤其来自于乡村,甚至于来自于三四线城市在北京生活的人,无论是我这一代人,还是年轻人有了孩子以后,都希望父母能来,但真正父母到北京这个城市,如果不是为了尽这份责任的话,都不想在这里呆。

我们现在住的社区里完全没有邻里生活,不像过去有大院,大家有交流,过去有一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有交流。而现在的社区都是封闭的,人与人之间都是陌生和疏离的。整个大城市交通的压力、生活的成本,无论我这一代人还是更年轻一代人,无论是来自乡村还是三四线城市,都不愿意在这里的。

未来中国城镇化一定是就近距离的城乡、城镇一体化,同时让农村人保留很好的自然、田园的文化,又能够享受到现代城镇化的设施,包括有网络,也能享受到很好的电商送货到门,村里、镇里也有很好的郊区商业,无论是农村类型的便利店,还是带有区域性一站式社区的商业中心,甚至有很好的现代环境的农贸批发市场,不用离开自己的村镇能够享受到所有现代化、城镇化的生活,还能保存所有跟乡村田园,甚至童年这些美好记忆设施和场景,这样的城镇化生活一定是最幸福的。

我们现在在北京生活,包括所有城市人,大周末大家去周边吃个农家菜已经是很好的调整和休息了,如果节假日一定要到周边的景点、遗迹或古镇去。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现在大周末加上节假日已经有116天,前几天有几个三四线城市推出了两天半的休息,说明我们未来越来越有闲,越来越有时间,包括我们年龄增加以后更加追求养生、回归自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未来的城镇化一定是城镇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双向的。在农村的人能够很好享受现代城市的设施所有的服务、科技的成果,同时在城里的人也能更好享受到大自然、农村的场景和生态。

比如在日本六本木,六年前我带开发上去考察,包括科技、环保以及整个空间的布置,尤其是服务,当时令我们最震撼的是到了六本木最上面的摩天大厦的写字楼上面种了很大一片稻田,每一年有插秧节,写字楼里的白领、周边小学的学生会到这里来插秧,让他们找到乡村的记忆,自然的场景。中国的购物中心最升级的产品K11,把种菜和养猪放在购物中心里,现在成了最热的东西,这些都代表人类生活方式最平衡的一种方式,一定是科技、城市、自然一体。

其实我们生活就三级,自然乡村、城市化、网络。这三级如果能够一体化,我认为是未来中国城市化,是中国人生活最健康、最好的生活。

三、国外城市化轨迹

以美国为例,“二战”以后有三个关键词带动他们郊区化,中产阶级、车轮经济、高速公路。郊区化发展一段时间以后,又出现了城市的“空心化”,因为一个城市最好的设施、资源、配套、文化都在城市的中心,造成资源浪费,出现很多城中村,最后又提出“新都市主义”,重新回归城市的中心。但是享受了很好的城市化果实,发现郊区化所带来很好的自然、乡村、低密度的健康生活无法回归,所以又提出“田园都市”,这个模式最终就是小镇生活。我去过美国、加拿大,这种城市化历程和方式随处可见。

中国的城镇化号称己走到50%的加速期,但这里还有很多伪城市化。真正城市化系列,应该享受到城市化的东西没有享受到,比如农民工,比如像我在北京呆了近二十年的老北漂,没有户口,孩子不能上学,不能买车,当年非典都打不了疫苗,农民工最终还是要回去的,我们真正的城市化只是40%多,国外已经达到了80%,美国已经完成了。尤其在国际上评价一个国家和城市,不仅要看人均GDP,还要看人均幸福指数GNH,双指数最高的地方就是北欧国家,丹麦、瑞典这些国家,代表未来人类归宿最好的生活方式。这是国际城市化的一个轨迹。

四、中国的城市化走向

历程还会有很长,至少有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而且我们现在媒体宣传的、政府说的,包括国外人看到的,仅仅是中国这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我们无论从面积还是人口,广大7、8亿的农民,大面积的乡村,其实还是处在非常落后,农村住宅的洗手间都没有,农村有一句话叫做“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庐”。我1976年离开那个乡村,两年前回去以后发现上世纪70年代的草房居然现在还有人在住。国家领导人换了几茬,都不知道是谁。

中国未来城市化周期非常漫长。原来前城市化,让所有人都进城的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曹总他们研究这个话题不单纯是一个情怀、模式问题,可能是未来中国城市化、城镇化很好的路径,甚至是一个很好的模板,尤其在三四线城市,我们大概有600多个地级市,有2000多个县级市和县城,这才是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主体,能够研究好这样一个模式,无论是从中国人未来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包括从商业模式来讲,未来的空间和市场是巨大的。

新华网:看到曹总在介绍外立面都是用瓷砖,最近关注这个特别多,最差的装修是贴白瓷砖,在90年代开始在一些村庄里面流行。是不是很大原因是第一次城市化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一些农民不知道什么是好,一个时间差或者信息不对称,所以才看到依然有大部分乡村在翻盖房屋时用现在觉得已经不美观,甚至丑陋的东西。

朱院长:有几个原因,农民自身素质或教育或经历、眼界的问题,他们进到县城里都说进城了,有一个惯性的沿袭,没有判断。乡村也要有规划,还是要有调控的。我们的教育或者带有普及性的对乡村的教育方面基本上是完全缺失的,完全是自发、自然主义的一种农村向城市靠拢,或者想提升生活水平。这个就是接地气,用当地最好的山上的、土里的、周边的东西,用这种材料来升级是最好的。古代保留的很多古镇、乡村就是用这个方式,整个跟环境、气候、风沙腐蚀完全可以融合的,既要尊重人的规律,也要尊重人的规律。政府要有所不为,大家也一定要有所为,整个广大农村人口的素质教育程度和见识还是有限的,甚至有的地方是完全缺失的,这个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

朱院长:重要的乡村建设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建国以后执政期间,破“四旧”,我们号称有五千年的文化,其实在那个时段里,1949年到1976年,真正改革开放之前都是用革命的方式、推翻的方式砸碎了,没有了。这个复原、回归的过程是缓慢的,就如一个段子所说要找这种东西要到台湾去找去新加坡甚至去韩国,本土是没有的,这个修复需要一个周期。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经济方面的升级,不是所有的前进都是进步,很多前进是破坏,是颠覆。今天话题很有意思,不单纯是农村建筑、生活方式,也不单纯是房地产、城镇化的问题,是中国整个哲学、社会生态,包括从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走向,都是值得去讨论的。

我们在更大范围内,很多场合,大家都自然不自然地谈这个话题,而且很多人在践行这个东西。宋庄的画家村还是带有政府行为的,很多自发行为的画家村是很好的,我认识清华美院很多画家自己去农村收购宅子进行改造,都很好。很多人现在到城市周边做带有经营模式的小农场,用众筹方式,很多人可以有独立的菜地,周末时带着家人去休息,必须有这样一种模式才能真正带动中国未来所谓城乡平衡的方式。

凤凰网:朱老师说的模式比较适合一线、二线城市周边的乡村,我们探讨是中国传统的乡村,包括周边一些城市很多人老家都是乡村的,小时候就经历过种地,再让他们去种地,他们会很反感这个东西,好不容易从农村出来了,又让我去种地。

新浪网:我们现在都有这个情怀,想回归原始,但是现在城镇里面的人其实都想走出去,但走出去之后拿什么吸引他们走回来,回来以后我的下一代怎么办?现在我们缺失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把教育问题解决了,这是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青壮年回来以后,可能下一代人还在这个村子里去生活,他的教育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朱院长:真正来自于农村的人,让他到城市生活以后再回归乡村会有抗性,好不容易挣脱出来了,这是双向选择。我们说的问题是回归,不是回归到原来的农村生活,即使在原来自然地貌乡村建筑风格上,一定要把现代生活放进去。日本的农村虽然是乡村的形态,但无论从商业、医疗、教育、网络,城市和乡村是没有区别的,只是不能更好体会到城市聚集的生活。但我需要的时候可以进城,不去的时候,城市有的东西在乡村里完全可以享受到。

原乡肯定不是单纯一个建筑、一个卫生间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配套的问题。1976年在我那个村子里都有小学,现在反而没有了,那时候农村还有一个小饭店,村里人聚聚会,现在要聚会必须到县城才可以,好像在发展,最基本的生活形态的东西在很多农村全部萎缩了。

朱院长:清明节我回到大连的旅顺,见了我太太原来小时候的一些朋友,他们周边已经把户口变成大连户口了,现在又变回村里户口,因为村里很富,村里会有很多补贴,发一些东西,幸福指数很高,很多人把户口变回来了。

朱院长: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界限,我们说这种现象基本属于郊区或远郊区才有这种价值,无论是北京的远郊、近郊,一个县城也有郊区,在广大腹地深山里,没有火车、没有汽车,进城需要几天的,这种广大农村在西北、东北太多了,这种农村就不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那个话题是目前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谈不了的问题。

新华网:曹总讲到五个方面的生态圈,提到新村民。

朱院长:我周边也有一帮做投资资本的小圈子,也是圈了很多人想众筹,他们已经开始做了,在郊区做了一个带农场型的,每人在这里都有自己一块地,周末可以带着孩子、家人来种植,住两天,剩下时间农场自己运营,把菜用电商方式送出去,统一对外运营。很多人去度假,这种模式在北京周边业绩有很多了。

朱院长:有两种人,一种人本身是从农村长大进城的,还有所谓的城市人、市民要回归乡村或体会乡村,这两大类人属性还是不一样的。第一种人跟乡村无论是记忆还是纽带,甚至父母、家人还在农村生活,他即使本身已经在城市,但完全割裂是不可能的。还有一种是完全城市化的市民,真正是对城市厌倦了,对城市的压力等等,要回归乡村,找到更好的一个平衡,但不是作为一种归宿,尤其远郊在未来一二线城市这种现象会非常普遍。我们这个年龄段很多人在北京的在老家都有住宅了,无论是建房还是买房,,我身边一些诗友,赚了钱的人,在大理几十号人一起买房,然后两栖生活。这种方式在70年代、60年代、50年代人中已经很普遍了。

世华建协:城乡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建新不拆旧等问题造成空心村问题,据我了解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是不能突出的问题。您觉得空心村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朱院长: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情怀、一个趋势、一个现象的探讨,那都是个案,都不代表未来会成为一个趋势、一个模式。在未来新的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未来的发展一定要找到一种模式,几个平衡:进步和回归要找到一个平衡。国家、政府有土地红线,还得有人种菜、种粮食,否则吃饭问题无法维系。现在很多农民愿意在乡村,包一片地可以租出去,没有能力就租出去,有很好的自我循环,然后再去打工,还有宅基地,还有自己的房子,将来可以回来生活。这方面政府必须要有很强的推动,因为所有的配套、教育、医疗、城镇化所有科技的设施,城市化的成果让农村享受到必须由政府来推动,靠民间行为是很难推动的,尤其在目前没有大量的资本要进入的情况下,现在开发商进入到三四线城市都砸到里面了,想深度进是没有动力的,因为赚不了钱,所以必须有政府来推。

朱院长:还有一个传承链,不能断。有的古城全部掏空,植进现代的东西,原来这里面原始的手艺人,原始的小吃,跟这个居住形态是融合在一起的,才能感觉到是一个自然延续的魅力,不能割裂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一刀砍齐。美国一百年为什么发展成这样,因为没有割裂,而我们每次都是推倒重来。这种惯性是很可怕的。